疫情冲击国内消费需求 市场总需求包括投资、消费和出口三部分。

由于财富再分配机制与现行各种制度之间的隐性关联，可能导致财富的过度集中化趋势，从而造成更为明显的贫富差距。但在之后的20余年内，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，仅住房一项就形成了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。

我国发展过程存在城乡和区域的不均衡性特征，与过去相比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。资产更多体现为存量属性，包括实物资产、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。无疑，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直接方式。或者说，只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维度来讨论分配问题，最终难以缩小贫富差距，甚至可能因误诊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。金融资产也同样如此，近年来，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升值，反而有些金融资产出现了贬值。

但我们还需从存量和流量两个维度来研究贫富差距问题，进而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径。尽管存量是流量的历史沉淀，但存量分配又现实地决定了流量分配：存量分配的规模越大，对流量分配的决定作用就越大。传统的确定性在消失，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构建新的确定性，以降低发展的总成本。

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，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。我们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构建的确定性都是暂时的，需要通过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来实现防患于未然，避免出现已然，也就是不断升级过去构建的确定性，前瞻性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水平，化解发展成本。过去的成就、经验、理论都只是一种历史的确定性，难以用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。坚持问题导向是非常正确的，但不全面。

在小小的病毒面前，原有的秩序不堪一击，疫情这种防控难度很大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巨额成本，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。五是区分公共风险与个体风险，明晰风险责任。

我们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：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世界，国家发展的确定性要靠我们不断努力去构建。从现实来看，决策产生风险是常见现象，如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、部门决策产生合成谬误等等。只有打破条条框框，才能杀出一条血路。公共风险水平越高，微观主体的成本就会越高，国家发展的成本就越大。

预防做扎实了，应急的事情和难题就会大大减少，大的发展危机就能得以避免。所以，防范公共风险，首先要预防决策风险，避免决策中的风险盲区。2020年年初暴发，至今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疫情就证明了整体不确定性在强化，全球经济深度衰退，全球治理陷入混乱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剧。面对不确定性的充满风险的世界，需要新的认识和理论创新，尤其是公共风险理性，已更是不可或缺。

回头看历史，都是确定的。就此而言，唯有加快改革步伐，构建长效机制，才能减少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，从而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阻力。

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。风险带来的是成本、损害和损失，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威胁。

否则，等待我们的将是公共危机。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，应纳入十四五规划当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，十四五是关键的五年，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刻不容缓。一旦出现缺位、越位和错位，公共风险管理就会失效，甚至衍生出更大的风险。这些都成为我国发展中的公共风险，转化为发展的成本，拖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。发展目标的最大约束是公共风险，公共风险的最小化，是发展成本的最小化，也就是发展目标的最大化。防范风险的目标是避免危机，不是处置危机，两者性质是不同的。

疫情带来的冲击更是导致全球治理与发展的混乱、衰退。三是防风险要更重视制度性安排和长效机制。

这与减少疾病是一个道理。深化改革不应仅仅以已然的问题为导向，而应更强调以未然的风险为导向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公共风险管理也就是国家发展的成本管理。一是风险导向应优先于问题导向。

抬头看未来，都是不确定的。要分清不同主体的风险责任，防止道德风险和风险防范中的相互依赖。从理论上看，公共风险与制度缺陷是相伴而生的。防范公共风险是政府的责任，而个体风险则是企业、家庭和个人的责任，两者不可混淆。

一旦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被打破，无法提供确定性，公共风险水平就会急剧上升。六是连结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，通过数字技术为公共风险管理提供支撑。

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，就是防范战略风险的一个战略举措。二是要对发展过程中的公共风险进行沙盘推演，形成具体的防风险预案。

改革是推动制度完善的根本办法，改革滞后，公共风险就会增多。宇宙学家霍金说，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。

今年的疫情冲击前所未有，我国对冲这种公共风险取得巨大成效，靠的就是这种探索和创新精神。公共风险之所以会转化为发展的成本，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方式，资源配置偏向于预防可能的损害和损失。厘清这两个层次的风险，是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的前提条件。公共风险越大，国家发展的成本越高。

公共风险越小，国家发展的成本越低。要避免发展的波折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公共风险管理在新发展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我国的发展好比登顶珠峰，已经到了半山腰，越是往上走，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大，唯有靠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制度创新，才能确保我国发展的确定性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。这给我们带来了求变、求发展的机遇，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。

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，可以对冲公共风险，从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，降低宏观成本。其实，每一次危机都是对我们已经构建的确定性的冲击。